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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是政治因素主导外交政策的特殊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南斯拉夫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曲折的过程。这表征在中、南两国的文学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即"1957年"前后出现的南斯拉夫文学译本、两国文学评论界直接或间接的争论辩诘等几个关键性事件。从中得以窥见的是这些现象的时代印痕,而其中提出的有思考价值的文学问题或许更为重要,具体指涉的是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场域下文学与政治如何互动且保有自我张力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南斯拉夫文学家的这些争论的意义,也许重要的不在于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而是各自从不同处境、立场、视角出发的提问,发出的那种打开有意义的问题的力量。
Abstract：The political factors dominated diplomatic policie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1950 s through the 1970 s,in which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Yugoslavia, a country in the socialist camp had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complex process. As exhibited in 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some particular phenomena sprouted out, namely a few critical events like the translation of Yugoslavia literature, and the direct or indirect arguments in two countries'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around 1957. While the hallmark of that time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hese phenomena, some thought-provoking literary questions put forward in those events might be of more significance since they contain the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al conditions of literary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ose of holding their own strains in the intricately political domain at home and abroad.In this regard, these debates among the Chinese and Yugoslavian litterateurs, no matter whether the conclusions are definite or not, do matter since they show their powers of raising the significant questions from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s, standpoints and perspectives.
(1)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机关刊物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1948年6月20—28日，总部迁往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并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指责南共“在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上，推行了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将南斯拉夫统一工人党开除。苏共20大后，情报局1956年4月宣布结束活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也停止出版。
(2)米洛斯拉夫·克尔累日：《维德马尔在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译文刊于《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1959年第1期。
(3)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4)《人民日报》1958年5月到6月，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到底》的社论，和两篇署“本报评论员”的批判文章。其他的批判文章有：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红旗》1958年第1期《；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红旗》1958年第2期；康生：《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王稼祥：《驳斥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国家论》，《红旗》1958年第2期。
(1)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12期。收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对《日记片断》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还有：罗荪：《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评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吕元明：《特洛伊木马计的文学——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学》，《吉林师大学报》1959年第4期等。苏联学者的批判文章有里夫希茨：《谈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见译文社编：《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2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2)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管理经济模式的先行者、铁托主义的主要理论家。
(3)仅在北京大学内部编印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观点选编》（北京大学政治系1962年编印，“讨论稿定期收回”）中有简略介绍：“爱德华·维德马尔：1957年5月—1958年12月任南斯拉夫作家联合会主席，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院院长。1957年6月来我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和我1957年执行计划的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长。”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谈及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时，误将他的名字写为“维德·马尔”，见黎之：《文坛风云录》（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黎之（李曙光）作为当代文艺重要亲历者，提供了当代文艺运动的丰富、第一手有价值资料。但全书大量引文都没有注明出处，准确性和可信度受到影响。
(4)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中译文刊于《译文》1958年第1期。后被作为批判材料收入里夫希茨《谈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二辑）。
(5)《维德马尔在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刊于南斯拉夫《解放报》1958年11月26日，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编辑部编：《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年第1期，石继成，郭玉琨译。
(1)这里暗指苏共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和1948年联共中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歌剧《伟大的友情》的决议。参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957年苏联文学界发生对这些决议的争论。1958年5月，苏联决定取消1948年的这些决议。
(2)对维德马尔的这一指责，张光年在《南斯拉夫理论家的破产——驳斥维德马尔最近的反共言论》中的反驳是，“正因为这样，维德马尔就加入了杜勒斯的合唱,诬蔑我国作家参加劳动锻炼是‘对于文学家们采取的令人作呕的肉体迫害的措施’。他以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不知体力劳动为何物而深感庆幸”。杜勒斯是当年美国国务卿。
(3)张光年：《南斯拉夫理论家的破产——驳斥维德马尔最近的反共言论》，《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
(1)批评郭小川《望星空》的文章，还有萧三：《谈〈望星空〉》，刊于《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
(2)《解放报》为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消息报》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
(3)郭小川：《不值一驳》，《文艺报》1960年第7期。
(4)这里有误，华夫文章题目应为《评郭小川的〈望星空〉》。
(5)阿芒·加斯巴：《南斯拉夫的文艺思想》，原刊于法国《论证》杂志1958年6月号，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年第1期，题名改为《南斯拉夫文艺思想真象》。
(6)南斯拉夫政府的机关报。
(1)路透社记者悉尼·韦兰德于1958年5月2日发自贝尔格莱德的电讯，中译文刊于《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
(2)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邵荃麟：《在战斗中继续跃进》，均刊于《文艺报》1960年第12,14期合刊。
(3)《娜嘉》译者为杨元恪，巢容芬，金谷。
(4)1982年到1992年，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世界中篇名作选》（1-6集），第四集收入这部小说。
(1)约万·乔治耶维奇：《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沈达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63年版（内部发行）。约万·乔治耶维奇为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斯拉夫法律委员会主席。
(2)约万·乔治耶维奇：《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沈达明等译，第57页。
(3)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1923—2010），南斯拉夫哲学家，实践派代表人物之一。1941—1945年参加南斯拉夫解放战争。1950—1975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讲授哲学。马尔科维奇为《实践》杂志作出开创性贡献，是《实践-国际》杂志的两名主编之一。
(4)亚当·沙夫，波兰哲学家，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波兰哲学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理论家，后移居西方。盖伊·列斐伏尔，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兰·加洛蒂，理论家，曾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被开除出党。卡尔·科尔施，哲学家，曾参加法共，曾任法共理论刊物《国际》主编。科西克，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捷克作家协会主席，南斯拉夫《实践》杂志国际版编委。伊里因可夫，苏联哲学家，1970年自杀身亡。
(1)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原刊于法国《人与社会》杂志，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81年第1,2期。
(2)维德马尔这些主张，体现在他的《日记片断》和《现实主义与奇想》的文章中。《现实主义与奇想》不见有全文的中译本，仅在刘白羽的批判文章中得知部分观点。
(3)刘白羽：《透明的还是污浊的？——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见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原刊于法国《人与社会》杂志，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81年第1,2期。
(1)阿芒·加斯巴：《南斯拉夫的文艺思想》，原刊于法国《论证》杂志1958年6月号，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年第1期，题名改为《南斯拉夫文艺思想真象》。
基本信息:
DOI：10.15886/j.cnki.hnus.20210917.001
中图分类号:I106
引用信息:
[1]洪子诚.“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当代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9(05):1-9+201.DOI:10.15886/j.cnki.hnus.2021091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