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例如《心术上》用经解之文体，《白心》用格言体，《内业》则有韵文，流淌着咏叹的情调。而郭沫若认为《心术下》是《内业》的副本，可能是《内业》作者在稷下讲学时的记录文本。参看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204页。

(2)陈鼓应：《老庄新论》（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8页，第181页。

(1)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219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218页。

(3)之所以称之为是一种人性假定在于：黄老所构想的“好利恶死”之人性图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人群，如孟子笔下的“北宫黝之养勇也……不受于万乘之君。”（《孟子·公孙丑上》）以及战国大批的隐士之流，他们或与世无争，或对君王所授之爵禄嗤之以鼻，此与黄老所见的汲汲为君上所征召的情景非同一般。再者，四篇本身也提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心术下》）无私的圣人似乎也不会受这种人性原理的制约，则四篇之人性原理有其内部不周全性。

(4)本文所引《管子》原文皆从黎翔凤校注本，并随文标注所出篇名，如有不同理解将作注标明。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5)陈鼓应解“卧”为“寝息”，训“写”为“置”。尹知章注云：“卧，犹息也。写，犹除也。能息名利，则除身之危。”尹氏虽同训“卧”为“息”，却是取“止息”之意而非“寝息”，又将“写”训为去除，译读起来总觉牵合扞格。今从陈氏之解。马瑞辰、李哲明等虽在字词训解上提出不同看法，但整体语意理解则与陈氏一致。参见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5页；黎翔凤：《管子校注》，第807-809页。

(1)此处想法得益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指导性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2)陈志雄：《〈管子〉四篇身心修养论相关命题探赜》，《管子学刊》2019年第2期，第7页。

(3)“反其性”在四篇中更多是对君主而发，这与《老子》将源自于道的“无为”只用在圣人（统治者）身上是如出一辙，思维何其近似。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第二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第六十四章》）《第五十七章》中更是在统治者与民众并观中来呈现这一点：“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其对于“民”是否也要无为虚静则置之不问。按：本文所引《老子》原文皆从王弼本，参看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1)《管子·宙合》言：“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依胡家聪的看法，《宙合》也是《管子》中具有黄老思想特征的篇章，一定程度上可与四篇相参证。详见胡家聪：《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

(3)有学者认为黄老在社会治理中体现了简政放权，其实不然。黄老只是简政而不放权，并且这种简政多半是围绕君主来考虑，以满足其虚静以待的需要，而不是迎合作为施政对象的臣民。参看张师伟：《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及其治理智慧》，《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1-23页。

(4)王葆玹：《黄老与老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2页。

(1)“堕”字原作“随”，王念孙校正之并提出较为确凿的理由，详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791页。

(2)吴根友：《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

(3)此文句中，“赏”字原皆作“货”，陈鼓应据俞樾《诸子平议》做了校改。参看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第155页。

(4)论及君王之爱，我们还应注意到《管子·牧民》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以君王满足民之“四欲”为爱民顺民，但这种爱民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作为统御民众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君主效力。认知至此，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对照于《管子》四篇，则还未有“予之为取”这类露骨的说法。同为黄老学说，四篇自然也可能把爱民视为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5)“道”字原作“宜”，郭沫若校改为“道”，今从之。参看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撰：《管子集校（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44页。

(6)关于“同出”，历来存在争议，郭沫若训“出”为“参差”，俞樾以为“出”是“世”之误，二家训解多有曲折牵强，不如从尹知章以“出”为礼法之同出，为妥。又《白心》也说“难言宪术，须同而出”，可作参证。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770-773页。

(7)相比之下，《管子·任法》则言：“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认为“礼”等社会规范派生于“法”，而不是直接源于“道”，则是以“法”为其内在价值或根据，“礼”系属于“法”，而非像四篇这里二者是并列对举，可以调和相养的。此则代表了法家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走向。

(8)见于“凡心之刑，自充自盈。”（《内业》）以及“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内业》）再者，《心术下》通常被看作是《内业》之解文，出现有“凡心之刑，过知先王”一句。

(1)王葆玹：《黄老与老庄》，第81-82页。

(2)正如《老子·第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3)《心术上》有言“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自用是一种干扰与破坏现成秩序的主观性力量，故不“因”则乱。

(4)依牟宗三的看法，儒家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5-40页。

(5)王中江：《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39页。

(6)“幽暗意识”是旅美学者张灏的提法，是指“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详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