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6 | 2 | 31 |
| 下载次数 | 被引频次 | 阅读次数 |
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走私货物、物品“判不判”“判多少”“谁承担”等问题存在巨大分歧。这既是因为走私货物、物品性质含混、权属复杂，又源于特别没收性质混杂、范围模糊。由此，应基于特别没收的本质与功能，在强调通过对“物”的制裁以消除犯罪依靠、凭借的基础上，准确处置走私货物、物品。具体在性质界定上，走私货物、物品应属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中的犯罪组成之物，而非违法所得；在没收限度上，应以比例原则为约束，依据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为标准确定走私货物、物品的没收范围；在共同走私人退缴责任划分上，应以是否为走私货物、物品的所有权人或非善意第三人为判断核心。
Abstract：In practice, there are huge divergences among courts in all regions regarding "whether to impose penalties", "the severity of such penalties", and "who should bear the liability" on smuggled goods and items. This is due to the ambiguous nature and complex ownership of smuggled goods and items, as well as the mixed nature and ambiguous scope of special forfeitur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special forfeiture, the smuggled goods and items should be accurately handled with an emphasis on eliminating criminal dependence and reliance through sanctions against "property".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ir nature, the smuggled goods and items should belong to the criminal components of personal belongings used for criminal purposes, rather than illegal gains.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forfeitur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hall serve as a constraint, and the scope of forfeiture shall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atio of the evaded taxes to the total tax liability. In the division of restitution responsibilities among co-smugglers, the key criterion for determination should be whether the individual is the owner of the smuggled goods and items or the third party acting in bad faith.
[1]杨义林,闫丽勤.论走私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J].中国检察官,2021(22):8-11.
[2]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J].法学家,2012(3):55-70+177.
[3]吴红艳.我国走私罪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6):47-51.
[4]李长坤.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界定——兼论对没收程序司法解释第6条的理解[J].法律适用,2017(13):16-23.
[5]曲升霞,袁江华.论我国《刑法》第64条的理解与适用——兼议我国《刑法》第64条的完善[J].法律适用,2007(4):85-89.
[6]孙国祥.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15(9):12-19.
[7]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101.
[8]刘德法.论刑法中的没收犯罪物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2):49-52.
[9]张明楷.刑法学(上):第6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824.
[10]胡成胜,王莉.论特别没收的本质属性[J].湖北社会科学,2017(11):150-158.
[11]尹振国,方明.我国刑事特别没收手段的反思与重构——兼论《刑法》第64条的完善[J].法律适用,2019(5):110-119.
[12]胡宝珍.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律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93.
[13]张勇,殷涛,蒋晓春.“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界定与处置[J].人民检察,2008(2):16-18.
[14]谢望原,肖怡.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J].法学论坛,2006,21(4):5-12.
[15]谢雄伟.论刑事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内涵与计算方法[J].法学论坛,2016,31(5):136-143.
[16]李巨洋.论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应当扣除成本[J].湖北社会科学,2021(11):120-127.
[17]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215.
[18]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59-60.
[19]洪学军.论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种体系化取向的民法学思考[J].法律科学,2003(6):40-48.
[20]刘晓峰,卞艳飞.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应当承担连带退赔责任[N].人民法院报,2018-05-30(06).
[21]路·冯·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J].王兴成,译.国外社会科学,1978(2):66-74.
[22]常绍舜.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J].系统科学学报,2011,19(3):1-4.
[23]林钰雄.不法原因给付与犯罪所得没收——初探刑法上之准不当得利[G]//林钰雄.没收新制(三):不法利得的剥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9:44-51.
[24]王锴.没收违法所得的合宪性分析——基于德国刑法上特别没收合宪性改革的启示[J].法学杂志,2022,43(1):123-132.
[25]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制裁性[J].法商研究,2020,37(6):19-32.
[26]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J].法学研究,2015,37(2):99-114.
[27]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J].法学杂志,2020,41(3):40-52.
[28]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952.
[2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
[30]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5:42.
[31]李圣杰.犯罪物没收[G]//林钰雄.没收新制(一):刑法的百年变革.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54.
[32]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00.
[33]冯文杰.没收组成犯罪行为之物的实质解释[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04):57-70.
[34]金燚.“特殊没收”的理论反思与司法适用——以“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没收为视角[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1):64-72.
(1)黄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甬刑初字（2006）第129号刑事判决书、甬刑初字（2007）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这两份判决书将与走私案件偷逃应缴税额相对应的完税价格予以查证确认，并以此数额为据认定涉案单位的违法所得，再根据《刑法》第64条对该部分货值判决追缴。
(3)孙某某、陈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
(1)李某甲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
(2)陈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2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
(3)太原某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
(4)依据《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的“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中的“违法所得”，指的是获利数额，不包括犯罪成本。
(1)具体而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7条规定“共同犯罪的，各被告人均应承担退赔责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不涉及民事连带责任的问题，应以行为人实际的违法所得为限”。可见，前者仅关注了退赔责任的问题，对于追缴责任并未提及，且二者均仅关注了违法所得的问题，并未涉及其他犯罪关联物的问题；同时，前者对于共同犯罪人的退赔责任采取“共同承担”的立场，而后者采取独立原则。
(1)“二分说”认为依据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独立责任与连带责任，其中又存在区别，一种观点认为“以独立为原则，以连带为补充”，强调只有在共同犯罪人各自违法所得不明且对共同违法所得具有处分合意及处分权的情况下才适用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以主从犯为划分标准，认为主犯连带责任为原则，从犯独立责任为补充；还有观点依据追缴财物的最终归属为划分标准，认为追缴财物发还被害人（单位）的适用连带责任，而上缴国库的采取独立责任。
(2)黄某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19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
(1)张某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粤刑终1675号。
(1)《裁量基准（一）》第11条第2款规定的“伪瞒报价格、数量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的走私行为，走私货物、物品为伪瞒报部分所对应的货物、物品，不包括已如实申报的未伪瞒报部分的货物、物品”，重新划定了走私货物、物品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在伪瞒报价格、数量走私行为中没收的对象并非涉案全部货物、物品，而是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相对应的部分货物，该规定是通过对走私货物、物品范围的限缩来限缩没收的具体范围。因此“以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为标准确定走私犯罪中货物、物品的没收范围”与该规定确定的没收范围相一致。进一步而言，当走私货物、物品与非走私货物、物品可以明确界分时，如夹藏、多进少报走私的，则“实际偷逃税款所对应的货物、物品”属于走私货物、物品，应予以全部没收；而当走私货物、物品与非走私货物、物品无法明确界分时，如伪报品名、规格、贸易性质、原产地走私的，则以“实际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所对应的货物、物品”为限确定走私货物、物品的范围，并予以没收。
(1)王某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63号刑事判决书。
基本信息: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9.0475
中图分类号:D924.1
引用信息:
[1]石经海,邱胜帆.走私货物、物品刑事处置的司法乱象与规范路径[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4(03):181-192.DOI:10.15886/j.cnki.hnus.202309.0475.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FX012）; 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2023XZXS-024）
2023-09-28
2023
2024-11-30
2025-04-08
2025
2
2024-12-13
2024-12-13
2024-12-13